贪官个个有情义

贪官个个有情义。这种情义表现在对待亲人、友人、师长、同学、老乡等等,自己圈子里的人,肯帮忙,肯花钱,肯负责。不过,通常这种人情味只对自己人,对圈子外的人,那是可以牺牲其利益甚至生命的。赵立春、高育良、祁同伟都属于这样有人情味的人,这些人是家里人、亲戚朋友圈里受欢迎的人。如果这些人不从政,他们便是王大路、蔡成功这样成功的商人。人畜无害,受人欢迎。但这些人一从政问题便来了。

《人民的名义》火了,火得有道理,因为在剧中我们看到了久违的真实,也许还不够全面,但是仅仅是直面社会问题的态度,就值得赞赏。看剧的过程中,又情不自禁地想起去年读过的费孝通著作《乡土中国》,觉得剧中反映的很多问题都和书中所述我国旧文化传统有所呼应,很有意思,于是试着分析了一下:
                                               差序格局:高育良是什么样的好人?
      在剧中塑造了我国各级官员的众生相,描摹还是比较准确的,各种典型类型都齐备:比如有事业心却“不近人情”的李达康,老谋深算心机深沉的高育良,惯会吹拍逢迎的祁同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区长孙连城 。
      达康书记当然最受欢迎,他做事总是很有激情,干劲儿足,凡事也讲原则,心里有群众,和商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对他的刻画又不是以往的正面人物高大全的形象,也描写了他的缺陷,比如他对家庭的忽视,夫妻感情的疏离,对丁义珍的使用不当等等。让他看起来像个立体真实的人。
       
      但其实我私心里以为,高育良的形象塑造比李达康更成功。作者的疑阵还是布设得不错的,至少在十集之内让人分不清李达康和高育良谁是帮助贪官丁义珍出逃的主使。高育良也比李达康看起来更完美,他有身为高知的学术背景,也有身为高知的夫人,更有园艺这种风雅的爱好。他做事四平八稳,滴水不漏,身为传说中“汉大帮”的领袖,对汉大人多有照拂,时时指点祁同伟。
      最显示其手段高明之处在于,即便面对心腹祁同伟,他也很少讲错话。祁同伟向他告侯亮平的状,说侯亮平不应该擅自出手抓李达康的老婆,让人以为是汉大帮动秘书帮的人,高育良却教导祁同伟,侯亮平做的对,让祁同伟不要太有私心,祁同伟哑口无言。
       但全剧最有私心的恰恰是高育良,只是他掩藏太深,祁同伟根本不和他一个段位,总是将心思流于表面,高育良却在暗处布局。他在侯亮平到汉东上任后第一次拜访他时,就在聊天中把侦察方向引向李达康,又在沙瑞金面前报告李达康的可疑动向,但他报告的姿态总是这样大义凛然、貌似出于公心,比祁同伟一心谋求上位的面目显得敞亮的多。
      但如果全省官员投票,投给高育良的一定多于李达康,因为对于像祁同伟一样的汉大政法弟子,如果没有高育良的庇护和提拔,怎能纷纷走上高位?所以高育良对他提携帮助的众多官员来说是个大大的“好人”。
     《乡土中国》中描述出:我国的文化传统是讲究差序格局的,差序格局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推出形成的格局。恰如石子投入水中形成的波纹,这些波纹又相互交叠,形成了复杂的圈子和交集,这些圈子和交集较之属于现代概念的政党文化而言是更为复杂和有明显差异的。
      费孝通说,西洋社会的团体结构像田里捆柴,一捆捆十分清晰,不会乱,但在中国就不同了。侯亮平这根柴就捆不进汉东的政治格局里。李达康会怀疑他是汉大帮,汉大帮怀疑他偏帮李达康,却又暗地拉拢他。这种迷惑和混乱可不就是差序格局中说的“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人的差序格局造成了圈子,其核心在于“私”,私密,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开,这就决定了圈子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全凭类似高育良一般的核心人物一己好恶。
       圈子的范围虽能灵活收放,但其私密性却始终不变,并且,为了小圈子的利益,可以牺牲圈子外的一切。费孝通也指出,中国旧传统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可以反推回来,就是按重要性排序,倡导的顺位是:自己——家——国——天下,于是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国,为了自己小王国的利益可以牺牲天下。高育良这种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就没什么不敢牺牲的,祁同伟也一样,为了保护自己的圈子绝不在乎牺牲人民利益。
      在差序格局造成的圈子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所以,高育良提携圈子同党,也是“为公”的“好人”啊。但这样的“好人”真是越少越好。
                                           熟人社会:高小琴是怎样一种存在?
       高小琴是整部剧中的重要存在,省公安厅长祁同伟和他关系密切自不用说,好像全汉东省的官员都抢着当她的座上宾,她自己也不无得意地向检察官员炫耀:八项规定实施之前,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也常常踏足她的山水庄园。
        人人都想接近高小琴,当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因为她手中的资源。而在中国,所谓的资源,就是关系。因此高小琴即便是面对检察官,也自是稳坐钓鱼台的姿态,因为她背后有强大的关系网在支持着。
        高小琴的关系网有多强大的力量,从杨度的遭遇就可见一斑。杨度是京州市光明区的公安局长,为了报复而公权私用,非法拘禁了大风厂的工会主席郑西坡,差点儿造成工人暴动,又酿出一起群众事件。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因此要开除杨度的警籍,杨度为了自保找到了高小琴。高小琴把杨度引见给祁同伟,杨度用秘密监视李达康的视频资料获取了祁同伟的信任,不但保住了警籍,还成为了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
        所以高小琴的存在竟然胜似组织部长,谈笑间就决定了人事任命。这在现实的反腐案例中也不鲜见,因为这就是我们“乡土中国”的最大特色:这是一个发展到极致的熟人社会。
       《乡土中国》中指出:“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得着多说吗?——这类话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而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没有法律,怎么维持社会的运转?传统的古中国有礼治,有道德,也有所谓的“法”,但乡土社会形成和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使法具有“变通性”。正如费孝通所说: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状况当然是可怖的。因为腐败最可怕之处并不是收钱办事,而是营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即便是不拿钱的“清廉”之官也会被吸入“关系”的黑洞,因为没有人是不和他人发生关系的,腐败则可以运用关系操纵法律:
        正如《金瓶梅》第十回中讲过的一个例子:武松为报武大被杀之仇,欲杀西门庆,没想到却误杀了李皂隶。清河县知县收了西门庆贿赂,胡乱判了武松的死罪,就把武松解往东平府。东平府尹陈文昭是个有名的清官,书中说他:“平生正直,秉性贤明。幼年向雪案攻书,长大在金銮对策。常怀忠孝之心,每发仁慈之政。户口登,钱粮办,黎民称颂满街衢;词讼减,盗贼休,父老赞歌喧市井。正是:名标青史播千年,声振黄堂传万古。贤良方正号青天,正直清廉民父母。”这评价可谓非常之高。
        但且看这位清官如何断武松之案。初始,他听了武松控诉,认为他情有可原,罪不至死,要求清河县重审,还要问县令等一干人等的罪。西门庆也慌了手脚,想到他是清官,不敢用钱打点,但想了另一条计,托京城杨提督的关系联络了蔡太师。蔡太师修书一封给了陈文昭,而这陈府尹恰好是蔡太师门生,同时,“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因此,虽免了武松死罪,但仍要刺配充军,牵涉其中的清河县令,王婆等人也自然不必再拿问。自此“人情两尽”。
        所以说《金瓶梅》真是一部妙书,“人情两尽”的用词确是神来之笔,点出了此案中最重要的关节并不是“法”,恰是“人情”而已。而陈文昭判武松的案的前后反复,对比之前作者对他的称颂之词,真是绝妙的讽刺。
       清官可以不要钱,但同样可以不办事,因为他要讲“人情”,这是比权钱交易更可怕的腐败。
       但现代社会的演变,决定了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停留在乡土中国的旧传统里。影视剧最大的功用也就是引起人们的反思,促进国家尽早告别这些传统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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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很忙,但还是追剧《人民的名义》,还同时看了周梅森原著。发现有很多话想说,就写下这篇文章。

政治是运用公权力,政治的核心是正义。权力是为亲人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社会,权力如果不为亲人服务,今天下班回家便会有后果,给你脸色看,抱怨不停,枕边风没完,亲朋好友不待见,你怎么办?而人民在哪里呢?很遥远。如果权力不为人民服务,不会有什么后果,或者不会立刻有后果。那么,权力为亲人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孰轻孰重?孰利孰害?何去何从?公权私用,不能说是人的本性,但是社会学的基本规律,不唯中国社会如此,任何社会都破除不了。就象你不可能提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公权私用具有人类社会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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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的社会道德支撑着政治与社会向着某个方向运转。中国人不是家庭为重吗?不是家族本位吗?中国人不是重视亲情、友情、人情吗?不是讲有情有义,痛恨无情无义吗?不是讲知恩图报,痛恨忘恩负义吗?在这种社会道德氛围中,如何才能公权不私用?难呀。而在这种主流社会道德框架下反腐败,岂不是与自己的影子搏斗?岂不是与虎谋皮?岂不是自己给自己开刀?刀开完了,你自己也就完蛋了。

先做一个总体的评价吧,我觉得这本小说总体很好,包括电视剧也是,尺度空前的大,涉及的社会问题的面也空前的广,说明了国家反腐的巨大决心,还是挺让人感到欣慰的。

一句话,反腐败便是反中国社会。

《人民的名义》里塑造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同时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还是很成功的。

三是,人性相距不远,不能说中国人本性里没有正义、公平、平等观。但的确,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是矛盾的,而且并不平衡。一方面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另一方面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一方面痛恨任人唯亲,另一方面又痛恨六亲不认。只是人情这一套话语太强大了,得到社会道德的普遍支持。而另一套话语,往往是清高的人说的。他们往往在群体中,在单位里是边缘人。

首先聊聊第一男主角——几乎完人的侯亮平吧。要智慧有智慧,要情商有情商,要品行有品行,要长相有长相,信仰坚定、廉洁能干、人脉深广。在我看来,现实中,这样完美的人物还是非常少的,至少不多。

贪官都是有情有义的人。而清官都是关系疏远的人赞扬的人,是后世塑造出来的寄托和偶像。在亲人眼里,这些清官都是怪人,不近情理的人。不仅不为亲人谋福利,夙夜在公,家里的事他还不管,等于没有这个人。所以,他们的婚姻往往失败,子女往往疏远,朋友往往不多。远者如海瑞,饿死自己的女儿,包公,铡了自己的侄子,六亲不认呀。电视剧里,李达康、易学习便是其中代表。

这个反贪局长来到汉东省开展反腐斗争,不仅有中央支持,也得到当地各路有权的正义人士的支持,比如省委书记沙瑞金、纪委书记田国富、检察长季昌明、离休老干部陈岩石、公安局局长赵东来等,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那么,如何保障公权不私用呢?是不是让李达康们成为政治的核心,就能够解决呢?在中国历史上,这不是没有过尝试,读读《商君书》和《韩非子》便明白,法家就是想这样干的。当中国政治意识到腐败,下决心反腐败的时候,它是将社会正常的人情也铲除掉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要么全是人情,要么没有任何人情,宁可误伤,决不放过。但是,因为这种做法违反社会学的基本规律,即人都必然为自己的家庭与小圈子服务——为自己所爱的人服务,而从未真正成功和持久过。

但是就算如此,这场反腐大戏还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运气,若不是巧遇对手内部出现问题,在高玉良的害怕妥协下侥幸获胜,侯亮平就几乎把自己办进去成为第二个莫须有罪名冤死的“岳飞”了。

而且,这种想法的前提是,李达康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和高育良、祁同伟不同。栽赃、陷害、设圈套对于他们是不起作用的。他们在思想上和实际中不为自己谋私利,连偶然的意外都不存在。同学聚会,他不喝一口茅台。

在侯亮平的身上,我也隐隐感觉出一股精英思维。这样岳飞式的英雄反腐是可遇不可求啊,治标不治本,还容易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不现实,也难以为继。

如何才能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一中国政治文化的困境,如今仍然没有破局。

我甚至在英雄反腐的故事情节中,还看到了正面人物的权力的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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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省委书记沙瑞金在没有任何的手续和经过任何的民主讨论的情况下,就拍板把大风厂的封条给撕了,虽然说大快人心,但是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权力的任性吗?

几场开会戏也是。沙瑞金开的几次省委会,貌似大家都谈了谈,表达了观点、讨论了问题,但是一把手的导向非常明显,基本上一把手的决定就能成为集体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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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甚的是李达康,完全是独断专行,搞一言堂了。他在没有公安机关立案的情况下,就拍板让市委通过了对法院副院长陈清泉的双规决定。

这也就是因为是李达康,才没有出廉政问题。这是个怪人啊,当过最大靠山副国级领导赵立春的秘书、身边人是贪官丁义珍、对他极度不满的老婆欧阳菁,还有一个在林城主政时跑掉的贪官,偏偏他是这样廉洁能干的官员,很不正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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